中国老龄化形势严峻,可能因老致贫越老越穷

导读: 中国老龄化形势严峻贫穷或将伴随白发一起来到

  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峻,养老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很多人担心,自己老后不仅不能老而富足、“优雅地老去”,反而可能因老致贫,陷入“银发贫困”的窘境。中国老龄化形势严峻,贫穷或将伴随白发一起来到。

  中国老龄化形势严峻贫穷或将伴随白发一起来到

  继去年首次发布以来,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经济周刊》再次联合发布《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4)》。报告三大指数显示:2013年,“医疗保障发展指数”从上年的62.7分升至63.5分,是唯一及格的;“养老金发展指数”得分略有提高,但仍未达及格线;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不及格,且得分比上年进一步降低。

  “这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发展‘银发经济’的战略准备仍然不足。”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理想的老龄社会应当是老龄人口占比较大,经济相对发达,养老服务的消费、供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银发经济社会,而中国“未富先老”既成事实,“未备先老”的局面应当及时纠正。

  杨燕绥表示,根据目前总和生育率和实际赡养能力的数据预测,2020年,中国可能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希望国家“十三五”规划能制定银发经济发展战略,为老龄社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与上年相比,三个指数中唯一得分下降的是“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从去年的52.6分,进一步降低至52.2分,离及格线更差了一步。

  该指数从人口老龄化、老年赡养比、养老保障、老龄产业、老龄人口红利等5方面来评价中国的老龄社会状况和发展战略。

  201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上一年的9.4%升到9.7%;老年人口赡养比(老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为13.1%。而如果按实际赡养比测算,中国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

  杨燕绥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如果从劳动年龄人口中减去在校生、失业、低收入和提前退休的人数,老龄化情况则更加严重,中国在2010年之前即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5:1),即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可能在2020年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2.5:1),即2.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

  事实上,“老龄社会与银发经济发展指数”分值下降,拖后腿的正是“老年赡养比”这个项目。按照国家统计数据测算,该项目从去年的39.1分,进一步降低至32.3分。

  杨燕绥强调,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如果出现公共政策失灵,缺乏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同时,社会对此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准备,一个国家会提前老化。反之,在有备而老的情况下,如:老年人有钱(消费拉动经济)、没病(有生活质量)、会讲故事(与青年一代沟通),老龄社会仍然充满生机。

  目前,中国存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双重难题:老龄人口的养老资产不足、消费和购买能力不足;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滞后。因此,部分早退休领取最低养老金的老年人群进入高龄失能阶段后,很多人将因无力购买护理服务而陷入“银发贫困状态”。

  杨燕绥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未来需提高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和赡养能力,促进大龄人口(50岁~64岁)就业和积累养老资产,提高老龄人口消费和购买力。

中国人养老现实日益严峻,70后对养老感到焦虑

  5年前18个人养1人;15年前10人养1人;2015年,3人养1人;2050年,1.3人养1人……中国人养老现实日益严峻。养老金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5月底,人社部官方发布了《2014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万亿“缺口”说争议

  “养老金有3.5万亿结存,为什么还有人说缺口?”45岁的李明岚对此疑惑不解。作为年龄最大的70后,她对养老金和延迟退体等一切事关自身利益的事件都极其关注,也不时对未来养老感到焦虑。

  上述疑虑代表了相当多70后、80后所面临的养老现实。而事实上,对养老金缺口的争议由来已久。早在2012年,时任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预测,2012年到2050年期间,养老金体系资金缺口约为39万亿元,该预测后被媒体广泛引用。

  2013年,时任社保基金理事长的戴相龙曾对媒体表示“我国养老金确有缺口。”他解释,一是转制成本和历史欠账,即1997年养老金制度改革为现有“统账结合”模式前,老一批退休工人没有缴纳养老金,占工资总额20%的统筹账户不足以支付他们的养老金,因此政府挪用了8%的个人账户用以支付这部分缺口。但根据十六大决议精神和国务院相关文件,养老金要把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分开,逐步做实个人账户。“这样的话,是存在缺口的。”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群义也表示,目前存在的缺口主要指养老金个人账户的“空账”、还有统筹账户收不抵支的“赤字”。

  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预测报告,结论更令人忧心。2014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制度下的隐形债务为86.2万亿元。

  缓解养老压力的方法是什么延迟退休只能救得了一时

  10年养老压力增3倍

  中国的老龄化之迅速,远超大多数已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

  今年两会期间,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曾透露,目前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也就是三个人养一个人,2020年将下降到2.94:1,2050年将下降到1.3:1。

  而在1990年,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为18:1;2000年,这一数字下降为10:1。

  在数量如此巨大的老龄人口压力下,“养老靠国家”恐怕没那么容易实现。

  目前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现收现付”制,即把年轻人交纳的养老保险交给领取社保的老人,被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讥为“最大的庞氏骗局”。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延迟退休被提上议程。

  记者从接近人社部的知情人士处获悉,延迟退休方案目前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中,年内有望完成初稿。人社部指出,延迟退休是保障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政策。这项政策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目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偏低的实际情况而提出。

  建国初期,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40岁,然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现在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4.8岁。目前,中国职工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人口学专家王丰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法定的退休年龄早就不能适应目前的老龄化速度。”但是,延迟退休决定一出,社会各界包括不同群体纷纷持有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民间普遍对延迟退休存在怨气。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褚福灵认为,“小步渐进”是延迟退休较好的方式,既与国际接轨,又能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接受,对社会造成的震动更小。

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农村养老路在何方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速,养老问题日益引人关注,而农村养老问题尤为凸显。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更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前农村老人所要承受的更多。

  农村家庭普遍较差的经济条件、农村社会不够健全的保障体系、转型时期的孝道变迁等等,都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程度影响着农村老人的生活境遇。

  孝道变化养老窘困

  《礼记》说:“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意思是,关于孝的道德规范,层次最高者是尊敬父母,此为大孝;层次居中者是不使父母受辱,此为次孝;层次最低者是能够赡养父母,此为下孝。

  笔者在阳泉市调查发现,当前不少农村地区孝敬父母已经陷入了艰难维持的窘境。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优良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一些人开始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衡量老人对于家庭的“作用”。“有用”的老人等于“有一点地位”,“无用”的老人等于“完全没有地位”,孝道不再占据逻辑上天然的制高点。

  “如果按照传统的家庭逻辑,养儿防老天经地义,但市场逻辑是非常理性的算计,子辈据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你是养了我,但你养好我了吗?”在平定县石门口乡小口头村务农一辈的70岁老大爷贾明善说。这样的反驳往往给父母沉重的打击,他们发现,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道义上似乎都没有了抱怨的理由。

  可悲和可怕的是,不少老人也在困惑和无奈中接受了这样的逻辑。当笔者问到对子女不孝的感受时,不少老人会说,“子女收入少,负担又重,我老了没用,帮不上他们的忙,哪能怪他们呢。”或许,老人们是在为子女开脱;更或许,他们只是在安慰自己,以便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进城不易留守亦难

  许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便儿女有心也有力接父母进城,父母却并不愿离开故乡的热土。因为那片土地上有世世代代的根,有岁月的点滴和抹不掉的记忆。

  在阳泉建设银行上班的郭迎宾女士,老家在平定县马山良白村,父母都60多岁了,也不愿意长期跟她一起在城里住。“两个老人守着一座空房子,没有其他人陪。有时候老人生病了,我只能请一两天假回去看看,很快就得回来。父母虽然从不抱怨,但我知道他们心里不好受。”郭女士说。

  这样的情景,近年来在广大城乡,已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平定县石门口乡枣岭村的卢俊良老大爷今年83岁,老伴也80岁了。几个孩子远在上海、苏州等地,最近的也在县城上班,平时就老两口在家,守着四五间房。笔者来到卢大爷家时,卢大爷正在大门口边晒太阳边发愣,老伴则在一边捧着簸箕摘菜。

  “老伴腿不太好,不方便到处走,靠几个孩子寄钱回来给我们养老。年纪大了,平常在家也不能干活,也没什么事可做,串串门,晒晒太阳,跟乡亲们聊聊天,看看新闻,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生活。”卢大爷说。

  笔者了解到,几个孩子也放心不下老两口,一直想让他们进城去住,但老两口不想增加孩子们的负担,另外也确实是住不惯。卢大爷的大儿子在苏州工作,总让老人们过去,拗不过,他们一年也去几次,但住不了几天就想回来。

  “外面太吵,又没有熟人,连说说话都找不到人,住不惯。”卢大爷说。在农村住习惯了,对城里很多事都不适应。“去儿子家时,我喜欢在小区里转悠,结果有几次被保安盘问,还以为我是偷东西的呢。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如农村舒坦。”

  不过留守也有留守的难处,不生病还好,老两口还能相互帮衬着过。“一生病又没人照顾,孩子们就着急,不能回来照顾我们,最后没办法,孩子们就出点钱,请村里乡亲帮着洗洗衣服,烧烧饭什么的。但村里都是老人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卢大爷说。

  制度为本渠道应宽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老人养老依靠的是“养儿防老”这一传统途径。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农村家庭的规模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一个家庭有三四个甚至更多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而现在重担只能落在一两个人身上。这让农村的“养儿防老”遭遇困境。

  可喜的是我国已开始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寻求以“制度养老”替代“养儿防老”。目前全国已推行新农保,每位年满60岁的农村老人每月可以领到55元或更多的养老金,只是这种保障体系相对于不断增加的养老费用显得有些微薄。

  针对农村养老机构资源短缺的问题,笔者建议:养老机构在农村地区的需求很大。作为一种半公益性质的组织,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税费减免和补贴,以吸引更多民间资本下乡发展养老服务业。一些地方医疗资源富余,可尝试将一些处于改制中或准备改制的中小型医院改办为养老院,发挥医院的医疗条件与专业的医护人员优势,满足农村地区对于机构养老的需求。使农村的“分散养老”变成“集中养老”,给农村“空巢老人”打开一条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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