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养生 到底科不科学?

  垃圾“知识”要清理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程伟: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此话不假。看看如今,因为老百姓有了养生保健的愿望,所以不管书籍,还是电视节目,只要能打着中医保健的旗号,就会变得好卖、有市场。可是,如此“红火”的景象,却有令人忧心的一面。
可以毫不讳言地说,现在所谓畅销书、热门电视节目中宣讲的中医保健内容可谓混乱不堪。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冒牌专家大行其道。一些所谓专家甚至根本就没真正受过严格的医学训练,没有真正的临床实践经验,对中医药学的了解处于一个很肤浅的层面上。他们有些人是把古籍中的某些观点不加分析地任意发挥,有些人则是对某种生命现象乃至疾病表现做出一些缺乏科学依据的解说,甚至全无根据地信口开河。
比如,现在有关“手纹辨病”的书很畅销,但有几家中、西医院里有手纹辨病的医生呢?手纹辨病之类问题不是不可以研究,但万不能没有根据地盲从迷信。这不单单是降低了中医科学严谨性的问题,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主流,甚至连非主流都算不上,而只是挂着中医的招牌。实际上,古籍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主要是一些核心内容,那些非常边缘的部分恰恰是被否定中医的人揪住不放的已经死去的枝节。如果大肆宣传实在是授人以柄,自毁长城,贻害社会。这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有害于公众的健康理念,有害于中医形象,也有害于各类媒体的形象。
时下这种普及中医知识的形式,对关心健康的老百姓来说,是喜忧参半,甚至可能弊大于利;而对中医学本身来说,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副作用。搞不好,“有意无意的骗子”的帽子又会被扣回到中医头上。对于本应致力于科普教育的媒体来说,如在选择专家问题上失去了判断能力,仅以市场取向炒作“名人”吸引公众,也是有悖于自己的社会责任的。何况,我们的媒体具有某种垄断地位,“大牌”的媒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官方的立场,如果成了某种“合谋”的工具,真是可悲。
总之,现在中医保健类书籍、节目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应当改变;蒙昧主义的垃圾“知识”需要清理;真正的专家、学者和各类媒体要高度重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并努力把古朴的中医道理的精华化作平实的百姓语言;在中国普及科学,提倡讲逻辑、重证据、勇于怀疑和批判的科学精神仍任重道远。
  都是经济利益闹的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湖德:
知识创造财富,所以把自己的知识变成商品卖钱,没什么可落人话柄的。但错就错在,扯虎皮做大旗,用错的东西,误导了捧你场的人。尤其当这些知识会关系到人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就更让人难以容忍了。
我是一个专门研究养生学的人,已经30年了,而且编过《黄帝内经》大学教材,但至今,我只能说,《黄帝内经》里1/3的内容我敢直接讲,1/3的内容我只能看着书讲,另有1/3我不敢讲。为什么?因为《黄帝内经》太深太复杂,不是懂点古文就能参透的。同理,中医养生学是一门学科,它也不是只要懂得一点中医知识的人,就能讲清楚的。反观现在市场上畅销的养生书和收视率很高的养生节目,很多都是自己简单总结了一些相关内容,就到处讲。可能因为他们能说,会把古文翻译成白话文,所以获得了不少人的青睐,可这样不负责任的知识传播,对老百姓却不是个好事。
在这个混乱的养生保健宣传市场上,如果说专家是演员,那么,他们背后的媒体就是推手。出版社为了销售量,电视台为了收视率,一门心思只考虑怎么样能让老百姓爱看、想看,却忽视甚至刻意回避内容的科学性,随便找个所谓专家当“万金油”,这不能不说是老百姓的一种悲哀。

  其实,随着人们追求健康愿望的加深,本应该让预防医学,尤其是中医学得到一次好的发展和普及,但现如今的混乱局面却不得不让人捏把汗。我认为,要规范这个市场,使其走上“正途”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即专家严格律己,媒体恪尽职守把好专家关。
  科普专家得培养
中国医师协会养生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郑志坚:
如今各种畅销的养生保健书,卖的最好的,却不是特别科学和严谨的,这种现状有些让人担心。
这样的书或节目受老百姓欢迎,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这些畅销书读起来没那么生涩,很容易懂,有的甚至还很有可读性。但科普读物存在的首要条件不是可读,而是科学。所以,作为一个科普工作者,就该“研究什么的说什么”。或者有人说,我涉猎很广,看了很多相关资料,为什么不能讲?现在不论中医还是西医,分科都非常细,“跨界”虽不是不可能,但没有临床实践,积累不够,还是底气不足,讲出来也是可信度不够。
当务之急是改变保健养生市场的混乱状态,而这需要一个正确的引导。好消息是,现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已经行动起来。此外,还应该从医生的培养制度上予以调整,比如,将写科普文章记入学分,将大白话说医学知识作为医生每天必修的功课,以鼓励、促进更多真正的专家投入到科普工作中来。既然通过有针对性的训练能培养出好医生,那么就同样能培养出好的科普专家。

  推广中医知识,专家很关键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曹洪欣:
近两年,中医学养生保健和防病治病方面的知识,已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一点,不管是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积极做出的一系列推广活动,还是从中医保健与诊病疗疾的电视节目和科普书籍大量增加上,都可见一斑。
应该说,这些对老百姓了解中医、运用中医保健治病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有的电视节目和科普书籍中存在的问题也的确令人担忧:宣传的保健与诊病方法与中医的基本理论脱节,有的过分夸大保健效果,甚至某些宣传有猎奇、哗众取宠之嫌。如中医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但在个别书籍或电视节目的宣传中,却出现了片面强调以一诊代替四诊,且夸大一诊之说。此外,也有人对中医特有的概念进行随意篡改解释,这不仅令人费解,还会降低中医知识的严谨性。而诸如此类的现象,必然会给中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在我看来,中医学是一门医学科学,而且具有丰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体现中国特色的医学与人文相结合的知识体系。因此,在宣传中医医学知识,尤其是涉及治病救人时,无论是科普书籍还是其他媒体宣传,首先都必须保证推广知识的是医生,而在讲解的过程中,应紧扣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知识,不能随心所欲,即便是强调某一理论同样不能失了“整体”的考虑。
当然,中医文化、知识的普及发展需要其他领域有识之士的参与,以取长补短。比如,探索如何将“难懂”的中医理论,变成生活中的语言,准确传达给老百姓等。只有这样,才更有利于中医的科学发展,有利于更多的人科学了解中医、享受中医、发展中医。

(责任编辑:小编蒹葭)

中医养生文化:科学中医的犹豫

近代以来,西风逐渐传到东方,中医面临着生与死的变化。中医之路,“回归过去”还是“改革”?“百年中医记录”通过一个世纪的烟雾直接指向现在。随着中央国家宜光的建立,全国的中医界欢欣鼓舞,相信中医有望“诞生之路”和“复兴中医的希望”。然而,人们需要明确的是,中央宜光州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医生存的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不意味着政府和社会真正承认中医的原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是政府缓解中医药抵抗所造成的社会矛盾的对策,也是谭、、、陈立夫等党内信奉中医药的元老们提倡的结果。在20世纪30年代,科学仍然是最高的时代。

政府和学术界还联合发起了“中国科学”运动,倡导“科学社会化和科学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国家医生”如何进一步赢得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可?中央一光的回答是“科学的”。什么是“科学”?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成立了一个"学术整理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史金茂、陆、、史毅等名医都被任命为委员。不久,鲁起草的《中医学术规范纲要》提交给了宜光市。1933年5月1日,宜光市第16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央宜光市中医药学术标准纲要》,并下发到各地区。

这个“科学”大纲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它的目的是“科学地解释我国固有的医学理论,如果它们有真正的意义。”具体的方法是为理想的“科学”民族医学起草一个系统大纲。根据这个大纲,首先,“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然后,在这两个学科中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包括中医所没有的内容。该大纲发布后,一些中医指责其为“四个不同的形象”(即新、旧、中、西);著名医生朱伟举说,许多术语并不属于中医,“将来,按照这些术语对国家医生进行分类肯定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议”。奇怪的是,反中医总指挥余云岫肯定了这一纲要。许多中医对“科学”的建议作出了回应。其中,广东的林和谭子忠的《中医科学》版本很有代表性。

然而,中医和“科学”的融合并不容易。第一个问题是中医基础理论在哪里。在中医“科学化”的倡导者看来,阴阳、五行、六气的概念是“不科学的”。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谭磁忠将中医知识分为三类:玄理、经验和医学。“玄理是一种沉思的哲学,这与科学实验是不相容的。然而,医学是真实的,经验是真实的。自古以来,这两种药物都被用于治疗疾病。

因此,一定有科学的理由存在。”然而,中医“气”的概念“眼不能见,耳不能闻”,他认为属于“思维谬误空”。谭次忠认为中医在临床实践中确实发挥了作用,但中医的四性五味等理论“多以气成气生克论为基础,这是荒谬可笑的”,“必须服用有效药物,并进行科学实验,以证明其真实性,确定其有效方法,提取其精华应用”,这是符合科学的。谭嗣冲的思想后来被称为“废药保药”。当时,在西医药理学的影响下,人们认为中药之所以能有效治疗疾病,应该是因为它含有某些化学成分。所谓的“科学”就是通过实验提取这些成分并解释其对人的影响。

在未来,传统理论如冷、热、热和冷将不再需要解释它。然而,这种想法一直无法奏效。许多从药材中提取的化学成分没有明显的临床效果,结果反而被西医作为否定中医的证据。没有中医理论的指导,中医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表明当时的传统科学思维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医的科学真理。中医的“科学”运动正处于尴尬的境地。“病名统一”之争《中医学术规范纲要》出台后,宜光市中央学术整合委员会开始推进更具体的工作。第一步是统一中医疾病的名称。

在中国古代医学中,疾病的命名没有统一的规则,而且名称也相当混乱。委员会认为,这些疾病的名称与现代社会脱节,最好将其与西医疾病的名称统一起来。委员会制定了《中央宜光市医疗名称审批条例》和《中央宜光市审批疾病目录》等文件。1933年6月,中央宜光颁布,征求全国意见。这些文献明确主张以“西医常用病名的汉译”为主要方法,并将历代医学著作中的病名一一对应。他们还要求今后“全国各地的医生每天都要有统一的名字。

违反者将受到严厉惩罚。如果他们不遵守处罚,他们将被禁止行医。”如果人们能够适当地吸收西方医学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取消中医的病名就必然会使中医的临床实践变得无能为力。因此,这种病名方案所引起的反应,远远超过《中医校勘学术标准大纲》,基本上是一种批评。疾病的名称与医学知识的各个方面都有关系。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例如,西医把疾病命名为“肺炎”。既然是炎症,就有必要找出是什么疾病引起的,以及什么药物可以杀死细菌。

中医诊所与这个想法完全不同。同一患者可根据其主要症状命名为“咳嗽”或“哮喘综合征”,然后辨别其寒热,并服用不同的中药进行调理。这些中药不一定有直接的杀菌作用,但正如民国时期东莞的一位中医陆觉玉所说:“中医虽不知细菌,却不知如何治疗,其治疗方法可补充人体天然的治疗能量,从而彻底消除疾病的根源,消灭病毒,使生理机制恢复正常,从而达到根治的目的。”1933年6月25日,上海市国家医药局选举秦伯未、阎苍山、张赞臣、吴克千、盛心如组成研究所,研究拟统一的宜光市疾病名称。三天后,所有成员都辞职了,以示对草案的抵制。在代表上海国家医疗中心准备的意见文件中,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具体的临床操作,触及了问题的症结。

面对强烈反对,同年11月,中央政府不得不向全国中医药组织送电,撤回该提案。与此同时,鲁、等主要作家被撤职,陈武怪、韩颖、周流亭、黄茜等被任命为“编委会”。陈武九起草了内科机构名称草案,并任命张赞臣、余无言分别起草内科机构名称和外科机构名称。这三个部分都是基于中医疾病名称。修订草案于1934年11月出版。这种反应比前一次要平静得多,并得到了许多赞同的声音。

从积极的一面看,“科学”中医的各种主张,它的确是建立中国医光的基础,也是政府和社会支持的基础。然而,如何做到“科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不能仅仅通过愿望来实现。另一方面,“科学化”并不能消除反中医人士的敌意。反中医学者傅斯年并没有把这个“科学”当回事。他断言“中医根本没有谈论科学的资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中国医光为代表的中医改革家,并没有改变他们从“科学”西医向“科学”的妥协。相反,他们失去了很多中医的支持。

在把握学术发展方向方面,中央政府一光处于两难境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养生不是追求长寿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养生不是长寿

有人曾经问陈可冀“养生和长寿之间的关系”,结果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心血管专家给出了一个“超常规”的答案:“养生不一定过分追求长寿,活得老,不如活得好。”

如今已是86岁的陈可冀很少提及自己的年纪,他也完全不预期自己活到什么样的高寿。每次有人问起他的年龄,他都会风趣地回答自己是个“80后”(一般意义上“80后”泛指1980年-1989年出生的人)。平日里,陈可冀喜欢自嘲,他经常说自己五音不全,却偏偏不怕献丑。凡是见过陈可冀的人,都会对这位诙谐幽默的老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老天真”、“老顽童”是贴在陈可冀身上的鲜明标签。

他总是那样活力四射,说话喜欢抖“包袱”,经常逗得人忍俊不禁。很多人都以为这位越活越年轻的老人肯定有很多独到的养生秘诀,可陈可冀每次都笑着摇头否认,他只是总结了三句话——从不刻意,却不随意,但要注意。

在陈可冀看来,养生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他认为有些事情越是盼望和企求,越是刻意,反而越是求之不得。有一次,他在广东惠州,为了取得锻炼效果,他在一天之内游了3次泳,结果导致体力透支,第二天不但浑身酸痛,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这让陈可冀意识到凡事过犹不及,刻意运动的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后来,他再也没做过一天内集中运动3小时的事,而是每天运动半小时,效果也更好了。

陈可冀还有散步的习惯,每天晚饭后他都要走半小时到1小时。值得一提的是,游泳和散步是陈可冀十分乐于参与的运动,是兴趣爱好,并非为了养生保健特意为之。在长寿的问题上,他也是如此。他认为如果是以获得长寿为目的进行刻意的养生,反而不容易达到目的。这就好像古今中外很多长寿老人大多是那些原本对寿命并无太多贪图的人,反观那些千方百计想要长生不死的人,往往很难如愿,甚至不得善终。

其实,养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对生命的全方位关注。它的最终目的,是全面提升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就像陈可冀院士所说的那样,“活得老,不如活得好。”如果长寿是以降低生活水准为代价,变成毫无快乐而言的“苟活”,那就失去了长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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